影廳內的冷清自然與疫情脫不了關係，但《狂飆一夢》也註定就不是那種會引起討論、拿下好票房的電影。
並不是說《狂飆一夢》作為一部社會運動題材的紀錄片不及格，而是它報考了一項冷門的科目。當台港兩地年年都有相關佳作，有的力求紀錄來龍去脈，如《傘上：遍地開花》、《太陽不遠》；有的標榜不拍運動明星而拍小人物，如《亂世備忘》；也有的拍社運明星卻記下了鎂光燈之外的掙扎和內傷，《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和《地厚天高》成了對照，然而《狂飆一夢》卻拍台灣社運能量噴發的90年代，兩位當時稱的上社運明星，如今走過了體制外的衝撞與體制內的失敗，隱身社會角落的人物。
曾心儀在旁人眼裡是最「衝」的運動人士，國民黨眼中的「四大女寇」；康惟壤善於在龍山寺煽動群眾、主持運動，對他來說這「比做愛還爽」。而今鏡頭下的兩人，曾心儀談吐溫柔堅定，眼裡卻好似藏著什麼心事；康惟壤坦腹沙發，玩笑話之後卻仍流露一絲滄桑。
今天我們講「運動傷害」，無不是抗爭之後毫無結果的失落、觸碰體制後力不從心的無奈。康惟壤大概會說這些是關懷社會的大愛，然而他們因爲參與社運所失去的、康惟壤口中的家庭小愛卻聽起來痛得更紮實，他早已與理念不合的老婆離婚，三十三歲的兒子也不願與他聯絡；曾心儀的國民黨夫家聞風喪膽，帶著她的親生子女離台，而曾心儀僅能透過別人的臉書暗中關注自己女兒的生活現況。
曾心儀與康惟壤經歷的異同，亦成了一組暗指性別、種族、性格多個層面的對映。在鄭南榕喪禮上自焚的詹益樺，成了曾心儀心中一輩子也解不開的結，傷心的不只是好友的離去，還有得知當天有其他人早已知情還支持詹益樺後的懷疑，為國犧牲固然崇高，但人性與理想的界線究竟何在？康惟壤抽著菸、翻著相冊，他看起來總能夠哈哈大笑帶過自己的婚姻、落選、貧窮，對身邊好友（甚至不是好友的底層人民）的關切，卻都體現在他的實際行動上。曾心儀的身份是這個陽剛戰場上的外人 – —外省、女性，她對人卻有難得且敏銳的關心；康惟壤不修邊幅、直來直往，可他談起、對待起好友卻又真切動人。說到底，這兩人或許又沒什麼不同，他們犧牲小愛以成全理想，其實是犧牲了自己以成全他人 – —不只是身邊的朋友，還包括因民主運動得利的當權者、得以享受民主果實的我們。
《狂飆一夢》的冷門之處，就是它過於真誠，除了過往片段的一點激情，然而那些激情在對比之下又是酸楚。導演廖建華在開場以台語介紹這群放棄一日兩千元薪資上街的農民工，他們粗俗、帶著髒污、來自底層、「台」⋯⋯這裡毫無視覺上的賣點或以古鑑今，無法對比太陽花、反送中，在今日的政治氛圍下，他們跳出來反核、反迫遷、反M型社會又不盡討喜。甚至，他們可能連所謂歷史人物都稱不上，我們的教育與社會在簡單易懂的「寧靜革命」招牌下，以幾個人名草草為歷史作結，然而在當權者乍看主動改革的背後，那些真正造成壓力與驅力的無名英雄卻註定被遺忘。
而這正是《狂飆一夢》的可貴之處，也是它注定吃力不討好的原因，但不減它在情感上的衝擊。如今難得地上映又碰上疫情，也是命運又一次捉弄，只能看完趕緊發文力推了。
